编者按： 本报4月19日《社科广角》刊发了王宗昱的《怀念王太庆先生》一文，内有20世纪50年代一次会议上，“侯外庐的学生如何将任继愈从椅子上揪起来再摔在椅子上”的内容。侯外庐先生的家人和学生从任继愈先生处证实此事纯属虚构。该文对侯外庐先生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对未能核实该文涉及的事件便予以刊发，我们编者向侯先生家人及其学生、向任继愈先生表示道歉。
在此，特刊发当时与会的汪子嵩先生的文章及侯先生的四位学生的一封信。
看到《中华读书报》2000年4月19日第六版上王宗昱先生的文章《怀念王太庆先生》，写他在北大哲学系念书时接受太庆的教导情况，以及他所了解的有关太庆的一些经历并谈了他自己的看法。作为学生悼念老师，我觉得写得还是有真情的。
但是文章中说到他从太庆那里听到的“故事”：“如汤用彤先生如何出席批判胡适的会议，会上侯外庐的学生如何将任继愈从椅子上掀起来再摔在椅子上，以此向汤先生示意。汤先生回来不久便中了风瘫。”却完全不是事实，我作为那次会议的参加者，有必要说明当时的情况。
那是在1954年，毛泽东虽然已经决定要批判胡适，但是尚未正式开展批判以前，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同志大约为了要听取学术界人士的意见，也预先通通风，所以邀请了几个人在报社开了一次座谈会，参加的人不多，我记得的有侯外庐先生、王子野先生、马特先生等，北大被邀请参加的有汤用彤先生、郑昕先生、任继愈先生和我（我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副主任，十年以后才调到人民日报工作）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先生，我记不清了，太庆没有参加是可以肯定的。会议是在报社（那时好像还没有改建成后来的大楼）附近的一所小平房中举行的，会后邓拓同志还招待大家吃了一餐不算丰盛的晚餐。在座的根本没有侯外庐先生的学生。在会上，侯先生、汤先生以及其他先生多发了言，但因为这是第一次搞正式的学术批判，谁都不知道将会如何搞法，所以发言都比较小心，气氛比较冷静。对于解放以前和当时的学术界情况谈了些批判意见，说了些什么内容，我现在实在记不起来了。我是到会中最年轻的，对为什么要批判胡适也心中无底，根本没有发言。
在这样的会上绝对不可能发生“将任继愈从椅子上掀起来再摔在椅子上”这样的事情。因为这是非常粗暴的行为，是任何学者在这样的学术会议上决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。即使后来1957年反右斗争时，在学术界也不曾发生这样的行为，只有在文革时打人、骂人才成为常事。
其次是这个“故事”将这件事说成似乎是侯外庐先生指使他的学生“以此向汤先生示意”，这是对两位老先生的大不敬。侯先生和汤先生的学术观点虽然不同，但解放已经五年，大家都学了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来。侯先生当然也知道汤先生的学术观点和胡适也是有不同的，他怎么会让他的学生去向汤先生作这种示意呢？那天会上并没有任何人对汤先生提出什么意见，汤先生在会上也讲了话，饭后我们同车回北大，先送汤先生回家，他的情绪还是好好的。过了几天他突然中风住院，不久后我遇到邓拓同志，他还亲切地问起汤先生的病情，特别提到那天会上并没有对汤先生提出任何意见和要求。
这就是那次会上的情况。我相信我记得的大致不会有错，那次参加会的还有人健在，如果有错可请他们更正。太庆没有参加那次会，后来我和他没有谈起这件事，我不知道他从何处听到这件事，又是如何理解的。但我相信他说的决不会是像王宗昱讲的那样，因为太庆一定知道当时决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我想是王宗昱没有听清楚太庆讲的，或者是将太庆讲的情况夸大了。
这些年来学术界常发生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消息，甚至还有人故意弄虚作假，比如吴宓先生的日记事件。我希望避免这种事情。这件事情虽然不大，但不仅有损任先生，也有损侯、汤两位老先生的名誉。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，我和太庆是任继愈先生的学生，后来我们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。五、六十年来，我和任先生，和太庆都保持亲密的友谊，所以为这件事作了说明，以免以误传误。
 |
